现代文学大事。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针对陈腐的封建文学和僵死的文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他指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8条，他后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又改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语俗字。”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阐述了他“历史进化”的文学思想，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学阵营对封建文学的第一次猛烈的抨击。它的发表，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当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在“声援”胡适的同时，进一步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钱玄同接着发表《寄陈独秀》，称赞胡适“‘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但不同意胡适关于用典“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的提法，认为“凡用典，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也表示支持钱玄同的观点。1927年，鲁迅在回顾“五四”新文学运动时，针对胡适以文字形式为中心的文学改良主张，指出：“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无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