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思潮。30年代中期，世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日本帝国主义试图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亦日趋明显，遂使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革命文学界已陆续有“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口号提出。当时，身处上海而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左联领导人周扬等人，于1935年底从一些国外报刊得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同时又接到萧三(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要求左联组织广大的反帝联合战线的信件，遂决定解散左联，倡导“国防文学”。周扬在1934年10月就发表过《国防文学》一文，这时又刊出《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等，引起了革命文学界的热烈响应。他们批判了“左”倾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鲜明地提出建立文艺界“反帝联合战线”，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主张，要求以国防文学作为新时期“统一的文学上的口与”和“创作活动的标志”，号召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在很短的几个月内形成声势浩大的潮流。国防诗歌、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绘画、国防木刻等等相继提出。十数个报刊展开了关于国防文学的讨论，而且由上海波及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他们在阐释统一战线时，表现有害怕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会吓跑别的阶层作家的右倾倾向，提出“普洛不应挂起明显的徽章”或“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鲁迅在1936年4月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了进一步推动文艺界共同抗战，并弥补国防文学口号的某些不足，与雪峰、茅盾、胡风商量，正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胡风于1936年6月1日的《文学丛报》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把这一口号公诸于世。遂引起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鲁迅在论争中提出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又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责任”，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发展各种创作，但又可以“互相批判”，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互相补充”等，纠正了国防文学阐释中的某些缺点，为以后抗战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