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25年至1926年间，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围绕着当时先后发生的“女师大事件”、“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等重大事件，展开一场论争。语丝派作家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及其教育当局，热情肯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现代评论派陈源等人则诬蔑青年学生，诬蔑鲁迅等人在暗中鼓动学潮，以“达到特殊的目的”(《西滢闲话》)。鲁迅抨击了他们的造谣伎俩，指出：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现代评论派作家“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并非闲话》)。揭露了他们作为北洋军阀政府帮闲的本质。现代评论派还辱骂鲁迅和支持女师大学生正义斗争的教员为“土匪”、“学匪”。鲁迅撰写《“公理”的把戏》等文予以回击。林语堂发表《祝土匪》一文揭露他们“将真理卖给大人物”的本质，赞颂坚持真理的“土匪傻子”。现代评论派在公允调和的幌子下，嘲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徐志摩公然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猜忌与分歧的现象”，广大人民高喊这一口号是“可叹而可笑”的行动(《罗曼罗兰》)。陈源还讥讽向帝国主义喊打的人们说：“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西滢闲话》)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斥责道：“这样的中国人，呸！呸！!!”(《并非闲话(二)》)现代评论派污蔑语丝派对他们的反驳是报“睚眦之仇”。鲁迅指出，他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争，“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1934年5月22日致杨霁云函)。周作人说，他之所以批驳陈源，是因为陈“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的勾当”(《论并非睚眦之仇》)。这一场论争，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与自由资产阶级作家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论争。在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作家有力的驳斥下，现代评论派要求“带住”(徐志摩致李四光信)，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