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作家传记。朱东润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3月出版。作者在《自序》中说：“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传记文学的作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学习，求得对于传主的全面认识。”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作者力求以较为丰富的史料和科学的方法，对某些具体史实作必要的疏通证明，使这部传记具有史的可信性；同时又能把传主的形象比较具体、生动地树立起来，把他写成一个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癖好、有特点的诗人。

作者认为，陆游是个爱国诗人，一个渴望恢复中原，实现祖国统一而又处于“报国无路”的痛苦之中的知识分子。作者以此作为写作该书的立足点，在具体塑造诗人的形象过程中，则紧紧抓住3个关键：一是隆兴二年(1164)他在镇江的工作；二是乾道八年(1172)他在南郑的工作，三是开禧二年(1206)他对于韩侂胄北伐所采取的政治态度，认为这是疏通陆游生平和政治生涯的脉络所在。作者以宋孝宗乾道六年陆游入川为界，将诗人的政治生涯和诗歌创作划为两个部分。在此以前，陆游主要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字句、对仗和用典诸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46岁到夔州后，开始从江西派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转而走上自己的道路。乾道八年到南郑后，诗风又一变，“他的气概沉雄、轩昂，每一个字都从纸面上直跳起来”。在南郑工作不仅是陆游政治思想上的转折点，也是他诗歌创作上的高峰。作者进而对陆游诗风转变的原因和评价等问题作了探讨。

弄清陆游与韩侂胄的关系，对于评价陆游的政治态度至关重要。对此历来争讼不已，终无定论。作者采取科学态度，既批判了韩氏仓促进军的错误，也肯定了他主张北伐的进步之处。认为，陆、韩的结合完全是建立在一致对外的基础上的，陆游对于韩侂胄，“主旨还在于勖勉而不是阿谀”，陆游固然没有奔走权门的嫌疑，韩侂胄也没有给他特别的照顾。《宋史·陆游传》所谓“晚年再出，见讥清议”完全是污蔑不实之词。作者通过较为详细的考证和分析，比较清晰地廓清了有关诗人人格方面的各种不实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