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理论随笔。巴人(王任叔)著。初载《新港》1957年1月号。文章批评当时的文艺创作“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不合情理，就只唱教条”、“缺少人情味”。所谓“人情”，作者认为就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例如人所共同要求的“饮食男女”、人所共同喜爱的“鸟语花香”、人所共同希望的“生存”、“温饱”、“发展”。作者承认，文艺应该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但是这必须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这一基础就是人情，或者说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文章解释道：“天下的事情是人做的。不通人情而能贯彻立场，实行自己的理想的事是不会有的”。简言之，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通情达理”。造成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是没有摆正人情与阶级性的关系，“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文章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类本性的异化”的论断，进一步发挥说：“本来所谓阶级性，那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而我们要使文艺服务于阶级斗争，正是要使人在阶级消灭后‘自我归化’——即回复到人类本性，并且发展这人类本性而日趋丰富。”无产阶级决不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它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阶级性与人性是统一的，因而无产阶级文艺应该理直气壮地写人情。文章末尾，作者意味深长地呼唤：“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

该文发表后，首先在天津文艺界引起震动。《新港》3月号登出张学新的《“人情论”还是“人性论”》，批评巴人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让早就被批评过的“人性论”借尸还魂。巴人随即以《巴人同志来信》(《新港》1957年4月号)和《以简代文》(《北京文艺》1957年第5期)两文，再申自己的观点。王淑明写出《论人情与人性》(《新港》1957年7月号)声援巴人。1960年“反修”浪潮兴起，《论人情》和巴人的其它论著再次受到声势浩大的批判，有关文章达数百篇之多，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先发难的是姚文元的《批判巴人的“人性论”》，它认定巴人的“人性论”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文艺上的集中表现”，“在文艺上，它是一条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文艺上的资产阶级路线是为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新时期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的讨论中，该文常被人提起，评价仍不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