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38年4月，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创刊号发表了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作品刻画了一个到处伸手争夺领导权、却不务抗战实际工作的文化官僚的典型，发表后产生强烈的反响，并由此引起了一场关于暴露黑暗问题的论争。林焕平首先撰文肯定《华威先生》的重要现实意义。李育中则认为《华威先生》会使人对“一些真正苦干的救亡工作者”发生误解，有害于抗战工作(《幽默、严肃与爱》)。嗣后，高飞、文俞等人纷纷撰文参加讨论，一致肯定《华威先生》对抗战有利。茅盾连续发表文章支持张天翼，认为小说“抉摘那些隐伏在红润的皮层下的毒痈”，“正表示了作家对于现实能够更深入去观察”(《八月的感想》)，鼓励作家继续用暴露与讽刺之笔抨击丑恶现实，推动抗战斗争。1938年11月，《华威先生》被日本《改造》杂志译载，论争因此又进一步发展。林林《谈<华威先生>到日本》认为，华威先生出现在日本读者面前，“会使他们更把中国人瞧不起”，“而增强他们侵略的信念”，“我们是‘减自己的威风，展他人的志气’了”。冷枫反驳说：华威先生“已在我们的抗战中给枪毙了”，“我们不怕敌人嘲笑我们的死尸”(《枪毙了的<华威先生>》)。接着，王西彦、黄绳、适夷、周行等人相继撰文支持冷枫，并进一步指出：“如果能够彻底地暴露黑暗，所得或者并不亚于实感地颂扬光明，因为不击退黑暗，光明也就难于来到。”(周行《关于<华威先生>出国及创作方向问题》)张天翼也认为，“只要我们严肃、认真，我们指出我们自身上的缺点是必要的”，无须害怕“给敌人看见”(《论缺点》)。接着，1939年7月前后，《文艺月刊》、《新蜀报》等先后刊文反对暴露黑暗，认为这会引起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摩擦，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且“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失望、悲观、灰心丧气”，“于抗战有害”(何容《关于暴露黑暗》)。对此，罗荪、戈茅、刘念渠、田仲济、吴组缃等人纷纷发表文章予以驳斥，指出：使人悲观失望的是黑暗事实本身，而不是暴露黑暗的作品。1940年10月10日，《新蜀报》刊登田汉、罗荪、以群、宋之的、沙汀等人在《蜀道》座谈会上的发言，他们一致肯定《华威先生》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和正确方向。这场论争还涉及到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典型的真实性及其客观社会作用等问题。除了重庆，还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报刊也载文参与论争。这场论争，使进步文艺界更加明确国统区文学创作的任务和方向，从而催生了如《腐蚀》、《淘金记》等暴露黑暗的优秀作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