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文体。新文体是有别于桐城派古文、骈文和时文八股等旧文体的近代散文中“一大派别的文体”(郑振铎语)。以其内容大多与时政有关，亦称为“时务文”。因为它多刊载于报刊，故又称为“报章体”。还因为它发展到《新民丛报》时，已达于顶峰，复被称为“新民体”。

新文体的产生最早始于王韬。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1874)，撰写政论，宣传变法自强，“达之于日报”，表现出一种“往往下笔不能自休”(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的特色，即是“报章体”或“时务文”的滥觞。其后，梁启超主编《时务报》(1896)，“专任撰述之役”，继承龚自珍和魏源“以经术作政论”的遗风，“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锋”(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序》)，使“报章体”或“新文体”继续发展。《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可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挥洒自如、流利畅达的“时务文”，已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一种思潮。1898年，梁启超在日本办《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用“精锐之笔”，写《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引同上)，使新文体又向前跨进了一步。梁启超身居异国，受到德富苏峰文章的影响，思想为之一变，锐意进行文体改革。1902年，他又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等文章，表现出一种“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等特点，使“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等到“革命思潮起，梁氏之政见既受康氏之累而落伍，梁氏文章的魔力也就急遽的下降了。可是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他对旧文体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吴其昌《梁启超》)。新文体在形成发展中纵有叠床架屋或“粗率肤浅”的毛病，然而却为“五四”文学革命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