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论争。1979年4月15日《广州日报》发表黄安思的文章《向前看呵！文艺》，黄文将当时出现的一批以揭批“四人帮”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概括为3类：“一类是描写了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人物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提出了‘四人帮’荼毒下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了‘四人帮’肆虐下个人的悲惨遭遇的。”认为在“这三类向后看”的作品中，第三类的作品“难免使人悲伤”，难免使人“觉得命运之难测，前途的渺茫。”黄文发表后，在广东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作品》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就此展开讨论。同年5月4日、8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评论工作委员会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会上也就此问题进一步展开了讨论。

这场讨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如何看待揭批“四人帮”的作品？二、揭批“四人帮”的作品是否“向后看”?参予讨论的多数人认为，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其认识和教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他们不赞成把揭批“四人帮”的作品看作是“向后看”的、认为如果以此类推，过去的冤、假、错案就无须再平反了，“四人帮”的罪行就无须再在文艺上反映了。有的认为，“向后看”和“向前看”应该是辩证的统一，把文艺创作简单地划分为“向前看”和“向后看”两种，是欠科学的、不准确的。这样还容易导致对历史题材的作用的误解。还有的认为，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个人是经过概括的艺术典型，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理解为孤立的个人，因而不同意黄文所谓“个人不幸遭遇”之类的提法。

也有人赞成黄文观点，认为提倡“向前看”的文艺是为了使文艺创作跟上共产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也是为了委婉地希望青年作者站高一点，写深一些，不要在那里诉说个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