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篇小说集。郭沫若著。上海新兴书店1929年12月初版。列为“沫若小说戏曲集第三辑”。收入中篇小说两篇，即《漂流三部曲》与《行路难》。其中《漂流三部曲》包括3个相互连贯的短篇：《歧路》、《炼狱》、《十字架》;《行路难》也分为“上篇”“中篇”“下篇”3部分。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一个叫做爱牟的青年知识分子，故事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漂流三部曲》写爱牟在日本弃医从文，想用文学作武器以从事社会改革。但回到文学不值一钱的中国，他却无力养活妻儿，只好送她们回日本以另谋出路。友人为了排遣他的愁怀，邀他游览无锡的惠山、太湖，但当他置身于湖光梅景、鸟语风声之中时，他愈益感到：“我是被幸福遗弃了的囚人，我的妻儿们都被我牺牲了！”尽管在上海过着炼狱般的孤苦生活，他也不愿折断傲骨。后经兄长疏通，四川某城红十字会以高薪聘他回乡执医，但他却坚决地表示：宁可被困苦的生活钉在十字架上，也绝不向家族势力和旧式婚姻屈服。《行路难》写爱牟回到日本，与妻儿团圆，依然面临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人生窘境。为了糊口，他不得已只好典卖衣物，避居乡野，连3个儿子也难免颠沛流离之苦。这两部小说带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写个人经历，抒个人愤懑。如同作家所说：“在那时我自己的确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我把妻子送走了之后，写了那《歧路三部曲》，尽情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胄通统剥脱了。”(郭沫若《创造十年》)但作家这种个人式的呼喊，在当时却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它喊出了一代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他们胸怀报国壮志，当置身于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就立即发现，在“炼狱”般的黑暗社会里，一腔爱国热情根本无由实现，甚至连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之地都无法觅到。作家通过爱牟所表现的已不再是理想幻灭的悲哀，而是在人生炼狱里求生存而不得的郁愤。这固然表明社会更加腐败和冷酷，同时也说明时代已把知识分子从幻想的天国推到严峻的现实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