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22年5月1日，创造社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刊登了郁达夫的《艺文私见》和郭沫若的《海外归鸿》两文，指责中国的某些文艺批评家是“假批评家”，是“伏在明珠上面的木斗”(郁达夫)，是“无聊”、“狂妄”的“党同伐异”者，“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和卑鄙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郭沫若)。5月11日，沈雁冰署名“损”在文学研究会编辑的《文学旬刊》上，发表《“创造”给我的印象》。文章在评论了《创造》创刊号的各篇作品后指出：“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可能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罢。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评论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而想当然的猜想别人是‘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更可不必。”8月4日，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指责沈雁冰“藏在 一个匿名之下”“骂人”，是“ 一种极不好的习气”。在此前后，沈雁冰与郭沫若就如何介绍欧洲文学问题，也进行了一场争论。郭沫若在《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中认为，翻译家不论介绍什么作品都是“切要的”，只要能“尽他指导读者的义务”就行，不必去干涉他自由“选择之权能”。沈雁冰则认为，正直的翻译家“从自己热烈的憎恶现实的心境发出呼声，要求‘血与泪’的文学”，是完全“正当”的，绝不能去“非笑他们”，并批评创造社有些作家对社会的黑暗“宁愿装作不见，梦想他理想中的幻美”(《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同年11月，馥泉发表《“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底提议》，回顾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关系史，表示希望联合起来，“共同从事”文学研究。翌年2月，成仿吾发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一文，对馥泉文章中的一些提法逐一批驳，并表示“只希望忌妒我们的人，也早归正路”，然后一起前行。1924年7月，郭沫若作《致<文学>编辑的一封信》，指责《文学》刊登对他《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文的批评文章是“借刀杀人”。沈雁冰和郑振铎以编者名义复信申辩，并声明：今后对“谩骂”文字“敬谢不敏，不再回答”。至此，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历时3年之久的论争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