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集。4卷。曾国藩著，李瀚章编，王安定增辑，杨书霖校。同治十三年(1874)传忠书局刻本，线装2册。杨书霖说：“公所为古今体诗，唯官京师时较多，而稿本散逸，兹所搜葺亦未能悉定其先后岁月。查此五首(指《咏史》)系道光乙未岁，公以公车留京时所作，始托始于此。以后虽按年编次，但于其大致略可寻参而已。各题下不复旁注年月，以昭谨慎。”(《咏史》注)全书按年编排。卷1录道光十五年(1835)至二十二年(1842)作《咏史》、《里胥》、《岁暮杂感》等85首。卷2录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作《感春》、《元戎》、《赠李生》等80首。卷3录二十六年(1846)至二十八年(1848)作《丙午正月二日作》、《题筤谷图》、《陈庆覃诗钞题辞》等67首。卷4录二十九年(1849)至同治十年(1871)作《送孙芝房使贵州》、《题朱伯韩诗集后》、《送梅伯言归金陵》等86首。总计录诗318首。

曾氏《题〈彭旭诗集〉后》有句曰：“涪叟(黄庭坚)差可人，风骚通肸蚃”。“自仆尊涪翁，时流颇忻向”。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也认为“湘乡出而诗皆宗涪翁焉”。于是，史家便将曾诗列入宋诗派范畴。其实，曾国藩写诗，并不专宗一家。他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五古拟读陶潜、谢脁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则他家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曾纪泽评论说，曾氏“诗宗李杜，亦涉苏黄”，而“闲适怡性”，“又学放翁”(《祭文正公文》)。此说比较接近于曾诗的实际。曾国藩以单行、长古之气入偶语、律句之中，在五言律诗中运用最多，就远非宋诗派所能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