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理论论争。1985年至1986年，文艺界、学术界围绕文学主体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论争。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和陈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先后发表，使论争出现了热潮。这是新时期文艺思潮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一、论争的过程

《读书》杂志1985年2—3期发表刘再复的长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主要从方法论发展趋向角度谈及一些文学观念的变迁。同年7月8日《文汇报》发表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一文，认为新时期文艺科学出现新的转机，其中之一是“把人作为文学主人翁来思考”。8月31日《文艺报》发表刘再复的《文学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认为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对文学自身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特点之一是反思者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性”。9月30日《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上海师大中文系8位教师讨论刘再复的《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时的不同观点的摘要。11月18日该报发表董子竹的文章《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心是人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对刘再复关于文学研究“回复自身”和“以人为思维中心”的观点进行商榷。11月25日该报发表何西来的文章《主体意识的觉醒》，赞成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里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论述方向，并对董子竹的观点进行辩驳。《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连载刘再复的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就文学主体性的基本内涵和实现主体性的基本途径作了理论描述，纲要性地阐发了他的观点和观念。该刊1986年第3期以《自由地讨论，深入地探索》为题刊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于同年2月18日和3月1日就文学主体性问题进行讨论的各抒己见的发言，其中较多涉及到对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的评价。1986年春，《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陈涌的文章《文艺学方法论问题》，使论争出现高潮并不断深入。该文对刘再复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等论文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从政治、思想和学术角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6月21 日《文论报》发表敏泽的文章《论<论文学的主体性>》，从学术思想及治学态度方面批评刘再复的文章。7月19日《文艺报》发表程代熙长文的片断《对一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思考和述评》，对刘再复的“以人为本”的文学主体性观点进行驳难。《红旗》第14期发表王春元文章《文学批评和文化心理结构》，对陈涌的观点提出不同见解。该刊第16期又发表郑伯农文章《也谈文艺观念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对刘再复和王春元的观点进行辩驳。与此同时或稍后，洪永平、杨春时、汤学智和孙绍振等分别在《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探索》、《文论报》上发表文章，肯定与阐发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学术观点，或批驳陈涌的学术观点；杨柄在《文论报》上发文批驳刘再复的观点。郝亦民在《文艺争鸣》第3期上发表题为《创造主体与主体意识》的文章，对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观点提出补正意见。

二、论争的主要观点

论争中就文学主体性问题本身争论得比较热烈的焦点主要有5个方面：1.“主体”与“客体”问题。刘再复认为，“人作为存在是客体，而人在实践中，在行动时则是主体”;“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论文学的主体性》)。陈涌则认为，“人就是作为实践的主体客观存在着”，“不存在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行动着的人’的主体性”(《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白雪明不同意陈涌的观点，他认为“文艺与人的现实活动的区别、文艺的生命，就在于充分的主体性，在于充分的超越性”，“文艺能够在超越现实的高度批判现实，能够体现超越阶级意识的人道主义精神，因而具有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永恒的、普遍的价值”(《评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敏泽认为“主体是客体的主体，离开客体就无所谓主体”，“在一定范围内的主体，在范围有所变化时，主客体就常常会倒易位置”;“创作的完成，从作家来说，就是主体的客体化或外在实现”(《论<论文学的主体性>》)。2.“精神主体”与“实践主体”问题。刘再复认为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文艺创作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主体性”，只有充分调动人的“作为一种精神能力”的大脑的主体性，“人才能成为实践的主体”;“人的精神世界作为主体，是一个独立的、无比丰富的神秘世界”(《论文学的主体性》)。程代熙则认为，人的主体不是通过精神主体而是通过实践主体来认识世界和自己的；精神主体的力量源泉不在精神主体本身，而在于主体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精神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离开了这个前提，就只能得出“历史是主观意志、绝对精神的产物”的结论(《对一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述评》)。3.“能动性”与“受动性”问题。刘再复认为人具有“受动性”和“能动性”的“二重属性”，“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表现出受动性”，“人作为行动着的人，实践着的人，则表现出能动性”;“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论文学的主体性》)；陈涌说：“无论是受动性还是能动性都是由实践着的人体现的，都是在实践中实现的。离开社会实践，谈论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不是回到机械唯物论的直观反映论，就是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文艺学方法论问题》)4.“人是目的”问题。刘再复强调“把人当成人”，“以人为本”的思想，他主张“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论文学的主体性》)。程代熙将刘再复“以人为本”的文学主体性观点同当今世界上“回到人本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横向对比，否认刘的观点有积极意义。他说：“人不是目的。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不管是物质生产活动还是精神生产活动)，却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对一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述评》)。敏泽认为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是“以‘现代形式’呼唤古老的自由、博爱、‘人性复归’，反对任何意义上的道德伦理规范，反对人的社会性等”，“它和十六世纪的西方人本主义一脉相承”(《论<论文学的主体性>》)。5.“创造主体”、“文学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问题。刘再复说他所探讨的“创造主体性”，主要是“作家的精神主体性”(指“作家内在精神世界的能动性”)，从心理结构角度说，就是马斯洛所说的“生存”、“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五个基本“需求层次”，而作家要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就必须具有“超越意识”(即创作实践中的“超常”、“超前”和“超我”意识)、“使命意识”及“忧患意识”;“文学对象主体性”就是“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写成玩物与偶像”，这样作家与笔下人物会出现一种“二律背反现象”;“接受主体性”是指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在接受过程中发挥审美创造的能动性”(《论文学的主体性》)。陈涌强调“人的实践，人的创造，人的‘自我实现’决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无限扩张”(《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程代熙以曹雪芹、巴尔扎克、鲁迅等为例，指出刘再复“把马斯洛的五个等级的需求简单地横移过来，作为研究作家主体心理结构的指导原则，使他遇到了他没有预料到的麻烦”，表明“新人本主义是说明不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对一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述评》)。敏泽说：“尊重生活的和艺术的逻辑，和作家对自己描写的人物有无能力，完全是两回事。而按照那个‘二律背反’的‘公式’，只能自相矛盾地得出否认，抹煞主体性这一并非作者始料所及的结论”(《论<论文学的主体性>》)。郝亦民认为刘再复似乎有“用对象主体侵犯创造主体地位的过激之词”。他对刘的观点提出补正见解，认为称作家创作时进入一种“狂放的状态”为“人我合一”境界不如用“二主合一”更恰切，即创造主体与对象主体“达到了心灵的一致”；作家要真正达到“自我实现”，只有沉入生活之中，“让生活塑造一颗完全属于自己的头脑，而不能企望那种潜能性的灵感的赐予”(《创造主体与主体意识》)。

这场论争围绕着文学主体性问题展开，同时涉及一系列重要的文学理论与实践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问题、文学规律(“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问题、文学的本质与审美特征问题、文学的任务和功用问题、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对中国文学历史和现状的认识问题等。这场争鸣在香港和海外文化界也引起强烈反响，但以介绍、报道性文字居多。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和红旗出版社稍后出版的《文学主体性论争集》选编了这场论争的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和一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