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戏剧作家。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生于天津，祖籍湖北省潜江县。曹禺的童年生活是郁闷的。母亲生下他三天即患产褥热病故。他一懂事便跌入失去生母的悲哀与孤独之中。父亲万德尊，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毕业后回国任标统、镇守使等职，在军阀混战中被挤出军界，赋闲家中。由于抑郁不得志、牢骚满腹，常与文人饮酒赋诗；在家中，抽鸦片，打骂仆人。曹禺从小虽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对这令人窒息的家庭产生厌恶。曹禺天资聪颖，从小喜爱读书。除在私塾苦读四书五经外，更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小说戏曲。三岁时，继母便带他看戏，成了一个“小戏迷”。使他发现“戏原来是这样一个迷人的东西！”1922年秋，曹禺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于课堂教学之外，更酷爱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并积极参加学校中各种文学活动。写诗，写小说，也写杂感。1926年，与几位同学创刊文学副刊《玄背》，由天津庸报公开发行。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参加南开新剧团的活动，在张彭春指导下，使他的戏剧才华得以发挥，先后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国民公敌》中扮演女主角，博得全校师生好评，这奠定了他终生从事戏剧创作的基石。1928年9月，他被保送到南开大学政治系读书。因不喜欢政治学课程，仍醉心戏剧。1929年春节除夕父亲突然中风死去，家庭变故使他第一次尝到世态炎凉，从中也看出世人的真面目，因此而苦苦追索人生。1930年秋转学清华大学文学系，更加广泛地阅读世界名剧，从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到近代的契诃夫，直到奥尼尔，达数百部。清华的民主斗争传统给他以力量，使他也投身民主正义斗争行列。“九一八”事变，激起他的爱国热情，与同学一起办报纸，参加慰问伤兵、宣传抗日等活动，1933年夏完成了他酝酿五年之久的四幕剧《雷雨》。巴金读后深为感动，亲自编辑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发表后震动了中国剧坛，它以杰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撼着人们的心弦。巧妙严谨的结构，复杂曲折的情节，显示他高超的编剧技巧。而通过血缘关系的纠葛，真实地反映出深刻的阶级关系，透露那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消息，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富有生动个性的形象，蘩漪、周朴园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典型画廊中的佼佼者。《雷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话剧创作开始走向成熟，划出了中国话剧史的一个新阶段。1933年秋，曹禺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保定一所中学任教，因病重回清华研究院读书。1934年夏应邀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他与张彭春合作，改编《新村正》并参加演出。1935年，再次合作，把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为《财狂》，他亲自扮演韩伯康(阿巴公)，此剧演出，轰动京津。在此期间，他在天津的下层社会进行调查，完成第二个话剧《日出》。此剧刊登在1936年《文季月刊》第1—4期上。该剧更加深刻地揭露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指出这社会的腐烂“症结”应“归在整个制度的窳败上”。塑造了陈白露这一典型形象。此剧还酝蓄着理想的温热和浪漫的诗情，善于揭示污秽掩盖下的诗意真实，从腐尸的气息中发现金子的闪光，使其现实主义带有新的特色。由于该剧之成就，曾获《大公报》文艺奖金。1936年秋，应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的邀请，到该校任教授。于教学之余，亲自执导了《雷雨》，并扮演周朴园，深得戏剧界的赞扬。1937年夏完成了剧本《原野》。此剧写一个农民复仇的故事。透过仇虎沉重的精神负担和被扭曲的灵魂，来揭示农村中阶级压迫的沉重和残酷，深刻地展现了主人公从反抗复仇到觉醒的心灵历程。从艺术上借鉴了奥尼尔戏剧的表现主义技巧，并把它有机地融入现实主义创作之中。此剧发表在《文丛》1937年第2—5期。

抗战爆发，他随学校迁到重庆，后又到川西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江安。为迎接1938年第一届戏剧节，他和宋之的合作编写了《全民总动员》(又称《黑字二十八》)，同时他又是导演团成员，并扮演晓仓。到江安不久，抱病创作了剧本《蜕变》，他痛感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腐败，并渴望蜕旧变新，更期望在抗战中迎来一个新的中国。此剧在上演中，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忱。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严峻的现实生活中，他更清醒了，懂得了希望在什么地方，于1940年秋创作了话剧《北京人》。此剧可看作是曹禺创作的高峰，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更为成熟。虽然描写的是抗战前一个衰败的封建大家庭，但他却从曾家这个如同棺材般的封闭世界里，表现出整个封建制度腐朽衰败的必然性，在剧中流荡着一种生活发展的逻辑力量，从愫方和瑞贞的形象中，使人听到嫩芽破土而出的声音，看到黎明即将来临。1942年初，他辞去国立剧专教职，从江安来到重庆，曾在复旦大学任教。就在这年暑期，他把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改编为同名剧作。此次改编是具有创造性的，他把艺术的注意力都注在对青春的爱情的诗意开掘上。觉新、梅表姐和瑞珏这三个人物的命运，成为全剧的重心。此剧上演后虽有争论，但深受观众欢迎。自曹禺改编《家》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虽欲写作但终未能写出，直到1945年才写出《桥》，发表在1946年《文艺复兴》第3、4、5期上，可惜只完成两幕。抗战胜利后，他和老舍一起应邀于1946年2月去美国讲学，因不能忍受异国生活，即于1947年1月回到上海，在弥漫着国内战争的硝烟中，他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并由他亲自执导拍出。

1949年初，他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经香港辗转到解放区，于3月18日抵达北平。从此，他投入紧张而愉快的革命工作之中。身兼多种社会职务，为新中国忘我工作着。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生活，参加过土改，到过治淮工地。1954年7月，他创作出《明朗的天》。该剧选取一所曾为美帝操纵的燕仁医学院作为典型，并选取一些深受美帝毒害很深的知识分子作为剧中人物，此剧目的在于揭露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配合抗美援朝的斗争，同时也意在讴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胜利。1960年，他与梅阡、于是之合作，由他执笔创作了历史剧《胆剑篇》。此剧根据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改编，整个作品昂扬着一种艰苦奋斗、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去夺取胜利的精神，比较成功地塑造出勾践、夫差、伍子胥、范蠡的形象。全剧气势恢宏沉雄，把粗线条的勾勒同细节刻划结合起来，从对比中写出人物性格。他原受周恩来的嘱托，创作《王昭君》，因“文化大革命”到来而辍笔。他被作为“黑线人物”、“反动作家”揪了出来，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深受精神折磨，痛不欲生，特别是他的夫人方瑞去世，给他以沉重打击，他的精神几乎崩溃。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他犹如枯木逢春。此刻，他已年近古稀，又唤起热情，于1978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作为对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献礼。他的剧作，一个又一个被搬上舞台，越来越多被改编为戏曲、电影、芭蕾舞、歌剧等。他的劳动赢得人民的尊重，于1988年9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主席。如今他仍然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