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思潮。抗战胜利前后，国统区出现了政治讽刺诗的创作潮流。其产生原因，一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禁锢政策，迫使进步诗人们不得不采取嘲讽的方式传达人民的呼声；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构成极大的自我讽刺，正好成为诗人们的创作素材。因此，在人民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政治讽刺诗大量涌现，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在这潮流中，不仅诗人们，而且几乎所有的进步作家都写过政治讽刺诗。其中，袁水拍的诗作较为突出。他以马凡陀的笔名在上海、重庆等地报刊发表了近200篇政治讽刺诗，以后多半收于诗集《马凡陀的山歌》(1946年)和《马凡陀的山歌续集》(1948年)中。这些诗作以强烈的政治色彩，辛辣的讽刺，揭示了国统区社会的种种黑暗现象，反映了人民大众的不满和抗争的心态。发表后，在诗坛和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反响。诗人程力夫学习其诗风，以笔名牛凡陀与木刻家竹狄(林樾)合作，在福建报纸上连载总题为《浮生相》的讽刺诗画配100余篇，在东南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自然朴素，发出的是愤怒的抗辩的声音，以后多收于《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和《冬天》等诗集中。还有史纽斯(邹荻帆)的《噩梦备忘录》、黄宁婴的《民主短简》等，都是当时出现的重要的政治讽刺诗集。此外，方敬、任钧、绿原、陶行之、公刘等人也都写了一些有影响的讽刺诗作。马凡陀等人的诗还注意在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从而密切了诗歌与人民大众的联系，促进了新诗的大众化运动。林默涵曾评论说：“马凡陀的山歌的方向，就是用了通俗的民间语汇和歌谣的形式，来表现人民(在他主要是市民)所最关心的事物，来歌唱广大人民的感想和情绪。这是使诗歌深入人民，和人民结合的方向。”(《关于马凡陀的山歌》)政治讽刺诗的创作潮流不仅有力配合了当时蓬勃开展的人民民主运动，而且推动了国统区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