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39年以后，沈从文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参加抗日工作是“从政”，而这不是作家所应该从事的工作。只有“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的“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门家”和“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才能完成“社会真正的进步”(《一般或特殊》)。而“作家被政治看中，成为政治工具后”，文学就出现“堕落倾向”，作家的工作就变成了“趋时邀功”(《文学运动的改造》)。这些言论发表后，受到许多作家的批评。叶以群署名杨华撰文认为，历史上没有“一个真正在政治上‘超功利’的作家，一部所谓‘纯粹’的文学”，所以“要使文学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文学底商业性和政治性》)。郭沫若在《新文艺的使命》一文中指出，我们反对作家“以蝇营狗苟的态度，运动做官，运动当议员”，但在抗战时期，“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